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玉是有着极其特殊地位与文化特色的一种物资，玉自古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与文化内涵，它象征着高贵、纯洁、友谊、吉祥、和平、美丽等诸多的寓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黄金有价玉无价”之说。
新疆的和田玉，则是我们中华玉石中的佼佼者，在中华原始社会的传说中，就有了新疆玉器流传到中原的记载。《竹书纪年》中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玉琯。”《尚书大传》记载：“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尧致舜天下，赠以昭华之玉。”《大戴礼记》称：“昔帝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西王母来献白玉琯。”
甘肃省泾川县王母宫壁画帝尧、帝舜都是我们中华上古传说中的古帝，而西王母则是西域母系氏族中传说的首领，他们之间的交往证明了早在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开拓了新疆与中原关于玉石的交往。
年冬，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了一座王室之墓，墓的主人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入葬的年代距今大约年左右。在这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多达多件，造型优美，色泽鲜润。这批玉器，经专家检测，确定大多都是新疆和田玉。考古的收获，进一步证明了新疆和田玉早在多年前已经运到中原的历史事实。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和田玉的产出情况：“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tián，即西域古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明确指出了和田玉来自昆仑山。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继续以和田玉为宝。他的丞相李斯曾写道：“今陛下致昆仑之玉，有隋和之宝，此数宝秦不生一焉。”
晋人王子年的《拾遗记》还记载了一个神奇的小故事：据说秦始皇起游云台时，曾“穷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使其云集长安。”西域的骞霄国献玉匠列裔给秦始皇。列裔为秦始皇雕琢出两只白玉虎，栩栩如生，但他并不琢眼睛，说是怕老虎跑掉。
秦始皇得知后，却派人在每只玉虎头上用漆点了一眼，结果两只虎真的跑了。后来有人报告，在山中见到两只虎，只有一目，秦始皇派人验之，果然是列裔所琢之虎。故事虽然夸张，但也说明了玉的灵性，以及秦始皇时期西域与中原关于玉的交往。这时期的和田玉被用来做皇帝的玉玺，白玉成为皇帝的专享，“群臣莫敢用也”。
自《史记·大宛列传》之后，几乎每部提到于阗国的著作，都不会忽略提到这里出产玉石。《汉书》《大唐西域记》等书莫不如此。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建于汉代的玉门关，就是因为将玉石从此向中原输送而得名，而这些玉石的主要产地就是于阗国。
汉代以后，中原和西域都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乱割据，这对新疆和田玉向中原的运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中原才得以又见和田玉的风采。
元、明、清时期，中原的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高度发达，对外贸易兴旺，西域一直处于统一的大家庭中，交通畅通，这一时期和田玉的开发进入鼎盛时期，玉器的工艺也发展至高峰。
元代皇族非常喜爱和田玉，曾派人专到西域要玉，并设立驿站，把玉运到大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下了关于和田玉的一页：“忽炭国（指于阗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皆发源于昆仑。”“玉有两种，一种较贵，产于河中，采玉之法，几与采珠人沿水求珠之法相同；另一种品质较劣，出于山中。”
元代采和田玉有专业的采玉工人，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免去采玉工人的差役，这样，民间采玉者增多，使得玉石不断地运往中原进行交易。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在一首诗中记述了玉石贸易的情景：
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途祔。
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元代的琢玉匠人，以丘处机最为出名，他作为当时道教的七真人之一，成吉思汗曾经在西域召见过他，并封他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他在北京白云观主持道教时，率领徒弟琢玉，成为琢玉鼻祖。过去的北京玉器行业每逢丘处机生日那天（正月十九）都要放假，到白云观跪拜鼻祖，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明代的琢玉工艺更加发达，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吴郡。”吴郡即苏州，苏州的琢玉大师则首推陆子冈，他“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枚五六十金。子冈死，技亦不传”。他的作品神妙之处在于，落款往往在极其难以察觉之处，如一只玉猫，落款就在猫耳朵里。
到清帝乾隆时期，经过多次平叛，清朝重新统一了新疆后，使新疆的社会秩序安定，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田玉的开发不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玉料的来源充足，加上清室的皇帝又爱玉成癖，以及经济社会条件的发达，使得清代的玉器空前发展，和田玉在中原的影响达到了最高潮。清代的玉器做工之精，器形之众、使用之广、数量之多，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比美的。
本文参考文献：《新疆两千年》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