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摄于古香芸窗
于指间略过松漠毳殿
——试论手中一件有文玉节约
它山草庐
斯玉得于年，籍之与宝善堂主人相识，更开启了我对中古玉器的爬梳及求索。它就像幽谷中的清泉，琼宇上的玉阶，一经发现，顺其披寻便能渐入佳境。他人视之为敝履，难登大雅，我却自珍。这里不仅是与古物的一段情缘，更是“他”指引之学路，故写此拙文以谢“古君子”。
玉外形呈“T”字，正面有文，背面有一小处铊痕留迹，余光素。正面中心文样为一团龙，浮雕于半球形凸面之上，四周各有三组“品”字形云纹。对穿六孔，孔沿舒阔，孔道内有明显旋痕，目测应为双向对打，孔之用途自然是方便钉缀。整件器物功用乃是马具，学术界定名节约。取节制约束之意，常被用在马的络头、攀胸、鞦带等交汇处①，固革带得以绑缚马匹，方便驭手调驯使用。
至于玉节约的年代，应从形制、纹饰和工艺特征的分析来入手。公元6世纪至9世纪的北方游牧地区，马具饰品极具域外色彩，特别是纹饰图案，受到了东罗马、波斯、中亚美术的混合影响。这种外廓呈简约“T”字形的马饰，是辽、回鹘（笔者按；这里的回鹘指高昌回鹘、河西回鹘及沙洲回鹘）、西夏、金这几个朝代马具类常见的形状，这似乎说明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其中尤以辽代同类器物数量最胜，如赠卫国王驸马墓出错银马络头饰件及银鎏金马具饰品（图一、图二）、耶律羽之墓出铜鎏金忍冬纹“T”字形马饰（图三）、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后文均略作陈国公主墓）白玉三叶形节约（图四）、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铜鎏金马攀胸饰件等②（图五）。“T”字形马具不仅在国内有出现，其迹远徙亚欧大陆腹地，如甘孜尼地区出土同类马具（图六），时间亦被定在10-11世纪③。至于10世纪以后的传播和流变，孰先孰后，笔者对马具历史及其相关文化的了解甚寡，故不妄论。虽然相关类型的出土物甚寡，但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此类马饰流行的广泛程度。
图一.赠卫国王墓出银鎏金马具饰品（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页。）
图二.赠卫国王墓出银鎏金马具饰品（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页。）
图三.辽耶律羽之墓出铜鎏金忍冬纹“T”字形马饰（《探寻逝去的王朝》，第页。）
图四.陈国公主墓白玉三叶形节约（笔者摄于辽代文物天津展）
图五.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铜鎏金马攀胸饰件（据《黄金旺族-内蒙古博物院大辽文物展》，第49页）
图六.阿富汗甘孜尼地区出土玉马具（据《宋辽金元玉器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页。）
复次来分析纹饰，其主要图案有二，一是中心半球形凸面的团龙，另外就是三组“品”字形云纹。龙作适合纹样，设计于圆形凸起中。龙吻长而厚，并刻画有褶皱，舌头吐出口外上卷。朵颐丰厚，脑后鬃鬣横直外飘。脖颈呈“S”状，与头部衔接处变细，四足中三足作三趾处理，余隐于身侧。一爪握于胸前，一爪上举。蟒身裸尾，肩部有飘带状图样，实为简化的火焰纹。沿身形有勾勒的阴线。笔者遍查各类玉器及旁类书籍佐证，如；何家村龙凤纹弧腹银碗（图七），其圈足内的团龙纹（笔者按：此类碗在齐东方先生编著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中被定在7世纪的后半叶）、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白玉龙纹璧（图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图九）、《古玉图录初集》中所刊北宋龙纹玉盏（图十、图十一）、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团龙纹佩（图十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后坐像》中左侧宫女所执帨巾上的团龙纹图案（图十三）、流传海外具有确切年号的文忠王府金银器（公元6-8年）中的一件银鎏金碗，其底部錾有云龙纹图案（图十四）、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团龙纹金花银盒（图十五）、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舍利塔出土连珠云龙纹罗地绣巾（图十六）、敦煌莫高窟第窟沙州回鹘时期团龙纹藻井（图十七）、敦煌西夏时期团龙纹藻井（图十八）、莫高窟第窟东壁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所著团龙纹锦袍（图十九）（笔者按:需要指出的是，此窟的学术研究在年有了新进展，日本学者松井太通对东壁南侧回鹘文榜题进行了成功的释读，内容是：“ilalsranxan依尔·阿厮兰汗，mnsvg(i)……我，赛乌集……”由此可知，著团龙纹锦袍者就是高昌回鹘的阿厮兰汗）、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云龙纹石椁（图二十）、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团龙纹带扣（图二十一）、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龙穿花纹佩饰（图二十二），我们通过类比学的方法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其特征更符合辽（年-年）或宋（公元年-年）时期④。
图七.何家村龙凤纹弧腹银碗（据《唐代金银器研究》，图版43。）
图八.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白玉龙纹壁（图片笔者摘自网络）
图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图片笔者摘自网络）
图十.北宋龙纹玉盏外观（据《古玉图录初集》，卷四，二十六）
图十一.北宋龙纹玉盏内饰（据《古玉图录初集》，卷四，二十六）
图十二.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白玉团龙纹佩（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
图十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后坐像》中左侧宫女所执帨巾（据《丹青之间-美的修复与名画论坛》，第89页。
图十四.辽文忠王府银鎏金碗底部图案（据《故宫博物院院刊》，年2期，第45页）
图十五.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团龙纹金花银盒（据《文物华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重要出土文物》，第24页。
图十六.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舍利塔出土连珠云龙纹罗地绣巾（据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第页。）
图十七.敦煌莫高窟第窟沙州回鹘时期团龙纹藻井（据《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第页。）
图十八.敦煌西夏时期团龙纹藻井（据《故宫博物院院刊，年2期，第46页》）
图十九.莫高窟第窟东壁高昌回鹘时期著团龙纹锦袍的回鹘可汗（图片笔者摘自网络）
图二十.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出土云龙纹石椁（据《北京金代皇陵》，彩版15。）
图二十一.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团龙纹带扣（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
图二十二.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青玉龙穿花纹佩饰（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五-唐宋辽金元》，图版。）
关于云纹，在此物驻于手中的陆续考证中，一次偶然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禅玉册，玉册外有玉匮，玉匮上嵌有各种形状之玉板⑤（图二十三）。位于中心位置的一块矩形玉板除镌团龙外，四角设计有云纹，除云头有别外，余颇合。无独有偶，陈国公主墓出有十二生肖方形玉牌饰，四角的云纹处理亦作品字形，与此论中的云纹洵为一致。（图二十四）还要说明的是，兹节约上的云纹是西风一息尚存的表现。前文所述，中国境内出土的10-12世纪的“T”字形马饰数量不胜枚举，其外廓和主体纹饰在中土的改造几近完成。但在辅助纹饰上依然保留着自北朝以降西风东渐的结果。如公元5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大同云冈20号、9号洞窟⑥（图二十五、二十六）和敦煌西千佛洞第7号北魏窟中出现的忍冬纹⑦（图二十七）。关于忍冬纹的命名，扬之水先生曾在《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一书中援引林徽因女史在《敦煌边饰初步研究》所言：“忍冬纹原初是巴比伦-亚述系统的一种“一束草叶”的图案，即七个叶瓣束紧了，上端散开，底下托着的梗子有两个卷头底下分左右两股横着牵去，连上左右两旁同样的图案，做成一种横的边饰，此便是后来古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的发源。”扬之水先生进一步指出忍冬纹是“大秦之草”之其中一种，“大秦之草”中的“大秦”具有一种泛指⑧，犹极西，而“大秦之草”自然就是极西之地各式方奇植物的纹样。虽然一个是植物纹一个是云纹，但两者之间在结构骨架和线条韵律上的关联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英国学者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屋遗址发现的一件6-7世纪菩萨头像模制陶砖四角上的纹样⑨（图二十八），为我们提供了此类纹饰自西向东递嬗杂糅的中间环节，籍此可更加确定笔者手中玉节约上的品字形云纹向西溯源的必要性。
图二十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真宗封禅玉匮嵌片（据《古器散论》，第页。）
图二十四.陈国公主墓出土十二生肖牌饰局部（笔者自绘）
图二十五.云冈第20洞本尊佛右胸部衣襟纹饰（据《北朝装饰纹样》，第30页，表1-3）
图二十六.云冈第9窟前室东南隅（据《北朝装饰纹样》，第31页，续表1-3）
图二十七.敦煌西千佛洞第7号北魏窟两力士上方的二方连续忍冬纹（据《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
图二十八.新疆焉耆明屋遗址出6-7世纪菩萨头像模制陶砖（据《北朝装饰纹样》，第页。）
工艺特征方面，铊痕勾画硬朗率意，不拘小节。阴线槽底包浆厚重，解玉砂走过的痕迹显著，非元以后玉作特征。材质为和田玉，然玉花较多，色灰，局部带少许黑沁。器物表面有一层极厚的皮壳，使整件器物看上去有越千秋方得苍古，幻化美鏐之感。在爬梳的过程中，此类“T”字形马具在一部分官方馆藏刊物中往往命以辽金之混称，然而迄今为止，金代墓葬并未发现有此类文物身影。
综上所述，以笔者浅见，将团龙纹玉节约的下限厘定在辽代中期或宋中期为妥。执物在手，这让我也想起了清代九能儒僧六舟的一句题跋：“笑我百岁有期，羡尔千秋不更”⑩。松漠之间，瀚海南北，中国历史上各游牧民族相较农耕民族，对于鞍勒马具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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