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玩大的，也允许下面奴才玩小的。当然，如果下面官员玩得太High，忘了游戏规则，那也只好认栽。乾隆四十三年一个叫高朴的朝廷命官就因此掉了脑袋。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顽主，在位六十年(还不算四年的太上皇生涯)，吃、喝、玩、乐，什么都没拉下。别的不提，就说玩玉吧，在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中，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他匹敌的。没辙呀，人家是盛世皇帝，出手绰、气魄大，一玩就玩“史诗性”的，都按国家工程的规格来玩，谁玩得过?
乾隆爱玉，人称“玉痴皇帝”。在玩玉上，他有两点做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是扩大内务府造办处“玉作”制造工场，造出大量精美玉器，不为宝藏，只为赏玩，使玉器从传统“事神”的肃穆礼器中解脱出来，华丽转身成为精美的艺术品，现代人都知道“乾隆工”这个词，那是赏玉、玩玉界最高段位的一个褒誉。不客气地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工艺是中国玉雕艺术史上顶峰。第二点，就更厉害了。乾隆帝在位时期，对和田玉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的开采。乾隆二十四年(年)，乾隆帝完成了对新疆地区叛乱的剿抚工作，设立驻防大臣，以进一步治理。同时，他启动了和田玉大规模的官家采买。那可是一个国家级“重点工程”。
和田(当时称“和阗”)地处新疆南部，多山，属昆仑山脉系。和田盛产美玉，两千多年前的《周礼》等书，已有关于昆仑山产玉并作为“贡品”运到中原进献的记载。
清政府收复回疆后，那些得胜将军和归顺的当地部族首领，都每每挑和田上等好玉作为贡品源源不断地进呈乾隆皇帝，供宫中造办处的匠人根据皇帝旨意，雕琢成美器。对此，乾隆皇帝非常得意，他特制碧玉刻诗大盘作为纪念(现在养心殿后寝)。
乾隆三十三年(年)，在叶尔羌(今叶城)西南约四百里处的密尔岱山又发现了大型山玉矿藏。当时新疆玉开采归朝廷专营,由朝廷所派的办事大臣主要负责，协商当地部落首领，组织地方“玉农”进行开采。无疑，为了满足皇帝的个人嗜好，最受盘剥的是那些底层的“玉农”，和不得不忍受各种理由高价买玉的小商小贩们。而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从中操控，获得不小的利润。对此，乾隆皇帝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底线是:皇帝玩大的，也允许下面奴才玩小的。当然，如果下面官员玩得太过，忘了游戏规则，那也只好认栽。乾隆四十三年(年)，一个叫高朴的朝廷命官就因此掉了脑袋。
乾隆四十一年(年)，乾隆皇帝下谕，委任高朴出任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一开始，高朴似乎对这个新差事并不十分感冒，直到第二年四月，他才姗姗到岗。
高朴是有理由犹豫的。也许，这位政治新星自认为本来应该有着更好的前程。高朴出身于显赫的皇亲国戚之家。祖父高斌，曾任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堂叔高晋，曾任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父亲高恒，曾任两淮盐政，后因侵蚀盐引余息银数万两获罪，被处以极刑。尤其是，他的姑母高佳氏是乾隆皇帝宠爱的慧贤皇贵妃;因此，乾隆帝一继位，即下旨高家脱离原内务府包衣旗，抬为满洲正黄旗。当然，高朴本人也有些才干，为官之道也玩得娴熟。乾隆帝一度非常器重他，在上谕中说:“高朴年力正少，朕特因其人尚明白，遇事知奋勉，是以加恩擢用，更非他要可比。”所以，虽然其父获罪，但他仍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不断升迁。乾隆三十七年(年)四月，高朴由给事中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其间多次被委派查案，都做得不错。
原本京官做得好好的，长期生活在政治经济中心，家庭背景又好，也发展了一堆相互帮衬的朋友，正想大展宏图呢，遽然发往杳
远的新疆，感觉与发配差不多。高朴怏怏到任不久，却开始感谢浩荡皇恩了!这里地方官的生活果然与京城不同，廉俸油水不少;同
时，天高皇帝远，很可以享受自政为王的自由。更主要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于是，他一改昔日在京城谨慎行事、小心为官的作风，开始大胆“改革”，狠抓以“玉”为中心的重点工作。恰好，身为地方长官阿奇木伯克的鄂对，也很配合工作，此人以前没少吃到过搞“玉”的甜头，也很有经验。为讨好高朴，先是以玉石斤探路，获得成功。而后，二人相互勾结，开始策划下一步举措。
以往官采，主要以河玉为主，地点为叶尔羌与和田的河中。-年两贡。所采玉石除挑上乘者进呈皇帝外，碎小的编列号数令官兵、商民认买，以50斤为度，发给照票，允许运到内地售卖。
至于山玉，乾隆帝曾一度封山禁采。高朴的重点就放在再度开发山玉上。乾隆四十三年(年)五月，他奏请乾隆皇帝允准以当年为始，隔一年官方采掘一次密尔岱山之玉，以备进贡。之后,高朴又提议:此后采获的玉石，除选取色润而整重的送京外，其余“六成令商民领票认买，四成赏给采玉回众”。高朴还擅自决定:以后卖给商民的河玉仍以50斤为度，山玉则改为以斤为度。理由是:照以前50斤为度的标准，恐怕有人将大块玉石凿成碎块，岂不可惜。与其凿碎，还不如将大一点的卖给商民得一好价钱。同时，下令密尔岱山卡伦的兵丁:凡运玉出关，只要是高朴、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等人委派的商民人等，无论有无官照，一律放行，不得阻拦，反之则要缉拿呈报。为了扩大开采规模，高朴又以进贡为由，让阿布都舒库尔调集回族民夫上山采运玉石。仅在农忙时节的五月，就强迫民夫余人，浩浩荡荡上山采玉，不但耽误了农时，而且不付工钱，搞得民夫们怨声载道。
可以说，这是一次地方官员集体大行动，参与者人人有份，各级地方官吏都得到了玉石并各自售卖。而且，在库车等处查获的民众盗运的玉石，由高朴做主，以每斤1钱的贱价，变卖给地方大小官员，允许他们再转运到肃州(属甘肃省)等处转卖获利。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在高朴的影响纵容下，叶尔羌地方大小官员几乎都染指倒卖玉石利益。
当然，主谋者高朴与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等人，获利最大。他们勾结商人，直接贩玉。因为内地有关系，高朴比别人玩得都高明，他通过家人李福、常永及江南商人张銮、赵钧瑞等，打着官家旗号，连樯进人内地，将玉卖到苏州，那里是明清以来全国最大的玉品加工点。除了卖原玉，还在苏州指定加工玉品，转卖京师。仅高朴家人李福等在苏州一次就得银达两之多。
在叶尔羌任职期间，高朴经常依仗权势向下属地方官员索要金银财物，卖官鬻爵。乾隆年间清军收复各回部后，在回部各处分设“伯克”等官，管理本地事务。高级伯克的任命，由本城大臣报送喀什噶尔推荐，参赞大臣复核后，再奏报皇帝任用;低级的，咨报参赞大臣补放。乾隆四十二年(年)，高朴刚到任不久，嘎匝纳齐伯克出缺，伊斯迈勒霍卓送高朴银两后，遂被保举。是年十二月，色尔库勒阿奇木伯克阿布拉散病故，沙布达经高朴通事果普尔提示“给高朴或玉器或银两为好”。于是，两银加一名维族美少女，沙布达得到了预想中的色尔库勒阿奇木伯克之缺。此外，高朴甚至还擅自批准衙署内裘匠、金匠可戴顶翎。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他到和田等地巡视，派家人常永向当地的阿奇木伯克麦弟雅尔索要玉石，麦弟雅尔因没有玉石可送，便送其金40两、金丝毯2块;其余收受各地方伯克金银珠宝羊皮等物，不胜枚举。
乾隆四十三年(年)八月，新任驻新疆乌什参赞大臣永贵按惯例到叶尔羌巡视检查工作，收到了刚上任不久的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暗中呈递的一份举告信，附带高朴为自己一名亲信当差送给色提巴尔第的贿赂价值时银2两的银元宝50个。永贵毫不犹豫，向乾隆皇帝奏参了高朴，罪名包括:唯利是图、向回民购买物品不付钱款、多派夫工私采玉石、勾串商人倒卖玉石等。同时，永贵还采取了拟“暂令高朴停职离任”，派干员看守，暂封存家产，将其家人、亲信隔离审查等行动。
乾隆皇帝看过永贵所参高朴在叶尔羌的种种劣行的奏折后，下谕痛斥高朴妄为朝廷大员，世受“浩荡”皇恩，不但不知感戴，反而见利忘义，肆意扰累回民，打着进贡的旗号倒卖玉石，贪赃枉法。联想到高斌为官清廉，其后代连续出现不肖子孙，不但其子高恒横遭杀身之祸，而且其孙高朴也紧步后尘，“重蹈重罪”，禁不住哀叹为什么高斌子孙都这么“不成器耶”?其罪行实“难稍事姑容”。并称，看在高朴与慧贤皇贵妃的关系上，原想“施恩于高朴”，将其外放叶尔羌，希冀他做出些成绩,为日后升迁打下基础。不料，高朴却借机倒卖玉石，受贿卖官。更有甚者，在孝贤皇后没过27个月丧期的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上元节之际，高朴不仅违制观赏百戏，而且听秧歌寻欢作乐。乾隆皇帝指责高朴“殊为无情之人”。同时乾隆皇帝认为，高朴刚到叶尔羌，人生地不熟，即使再贪婪，如果没有牵线出主意的人，就不会在一年多时间做出那么多贪恶的事。因此，他十分痛恨作为伊什罕伯克的阿布都舒库尔，不但不尽职尽责地协助高朴办理叶尔羌事务，劝谏高朴不做违法事，却以利诱之，怂恿高朴倒卖玉石，从中渔利。
乾隆皇帝在九月十六、十七、二十、二十八等日连续发出数道上谕，严令参赞大臣永贵“将高朴从重治罪，就地正法”。永贵遵旨将高朴以及同案犯阿布都舒库尔绑缚叶尔羌城外，当着回民民众的面行刑正法。十月十九日，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还恨恨不已:“现将伊在彼处正法，实不能与其罪相抵。……俟高朴正法后，即弃于荒野喂野犬，断不许入殓运回内地。倘有私自偷运带回者，务必严加治罪。”高朴一案牵涉的人主要有四类:一是引诱高朴中饱私囊的人，如鄂对、阿布都舒库尔之流;二是为高朴索贿受贿暗中帮忙的人，如通事果普尔等;三是为达到升迁目的而行贿之人;四是帮助高朴盗卖玉石之人，以及自叶尔羌至江苏苏州沿途各省大员明知高朴私运倒卖却大开绿灯放行之人。
对这些人员如何处分，既关系到清廷对吏治的整治，也关系到清政府在新疆推行的民族政策，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乾隆皇帝决定速办速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不搞扩大化。尤其对回部官员从轻，以笼络为主，对受害民众则以抚慰赔偿为主。
首先是鄂对。鄂对曾因在军营中效力有功，获赏贝勒爵位，之后又被授予叶尔羌城阿奇木伯克，管理叶尔羌地方事务。高朴到叶尔羌后，鄂对投其所好，是引诱高朴盗采玉石、贪赃枉法的主要合伙人。鄂对虽已于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病故，但依清律仍然要革去贝勒爵位，家产查抄人官。但鄂对身份是“外藩”回人，“不可与京城之人相比”。所以，只将其在叶尔羌家产充公，房屋赏给色提巴尔第居住。高朴被查抄物品中多数珍宝都是鄂对所送，鄂对病危时曾自荐其子鄂思满继承其阿奇木伯克之职。但鄂对在世时并不与鄂思满同居一处，鄂思满与高朴案无关，所以，只将其所袭贝勒爵位革去，授为散秩大臣;摘去二眼花翎，改戴一眼花翎;不动其家产，仍留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之任。
其次，对为虎作伥者。其中帮高朴贩玉的家人沈泰、李福、常永，商人张銮、赵钧瑞，主事达三泰，通事果普儿被处死刑。为高朴从密尔岱山私送玉石的孙福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侍卫纳苏图为高朴携带银两，予以革职，斩监候秋后处决。
第三，对于行贿者。乾隆帝认为这些人既为升迁，又迫于高朴的威势，无奈才向高朴贿送金银财物。如叶尔羌商伯克伊斯麦勒霍卓、沙布达等都曾为升补伯克之事贿赂高朴。虽然据色提巴尔第称:这两人一个愚无能，行为卑劣，且又生疮不能办事;另一个朴实勇敢，补放为阿奇木伯克后，部众顺从。乾隆皇帝为防涉案人员人人自危，决定将他们都暂留阿奇木伯克任。
第四，为高朴盗卖玉石开绿灯之人。新疆叶尔羌至江苏苏州途程数千里之遥，关卡林立。乾隆皇帝认为，高朴家人等利用车船长途运输一路畅通无阻，显然是“地方大臣官员日久懈弛，不以事为事”，是严重渎职行为。高朴家人李福携银数十万两到苏州，住在张銮家制造玉器售卖，长达数月，装有木箱40余只的船，明目张胆地插有标明高朴的兵部左侍郎身份旗帜，一路招摇过关北上。而身为江苏巡抚的杨魁，近在苏州“非聋非瞽”，竟“毫无见闻”;过江宁时，两江总督高晋知情不举，还发给护牌予以保护。过浒墅关时，李福持高晋所给护牌及高朴名帖赴苏州织造衙门，织造监督舒文不但置若罔闻，隐饰不奏，反而代为上税，循情故纵。故杨魁、舒文、高晋等被处以革职之罪，罚交养廉银共达24万两之多，但旋即杨魁、舒文、高晋又被免于革职，从宽留任。
高朴案发后，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永禁办事大臣等让伯克代为购买物件，以避免伯克等借机勒索属下回众;对在高朴一案中，因被强迫上山采玉耽误农时的余回民，则免去来年一年应纳贡赋，再动用该处钱粮照数赔偿被高朴等勒索的钱财，以
平息怨气，消除隔阂。
高朴一案，种种非正常迹象表明，乾隆皇帝一开始就有操纵的嫌疑。试想，永贵是乌什办事大臣，高朴是叶尔羌办事大臣，两人品级相同，工作分工上各管一段，没有上面的授意，永贵是不可能越界的。而且，此前永贵的前任绰克托早知其事，但并没动作。而且与高朴同城办公的另一个朝廷办事大臣淑宝也没告发。为什么偏偏是永贵呢?
这个永贵，是个能干的人，笔帖式出身，后来做到吏部尚书。乾隆二十四年“平准”、乾隆三十年“乌什之乱”，他都亲身参与，又曾长期在新疆做各处办事大臣，对回疆情况很清楚。乾隆四十二年，他因为奏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乾隆帝认为他有市恩之嫌，削职夺花翎，令以三品顶戴赴乌什办事，并威胁道:“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永贵的压力可想而知，立功翻身的心情也很急切。
永贵本人对外戚出身的高朴一向无好感，因为高朴也是靠告发别人而飞黄腾达的。乾隆三十九年，因揭发太监高云从泄漏军机处任官机密一案，高朴得到了乾隆帝的再次重用。高太监一案，当时在宫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军机处大臣及九卿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当时有人指出高朴“为小人多事”，乾隆帝对高朴告密一事也有些警惕。不管怎么说，此案使高朴大面积地得罪了官员，他在京官中的人缘差到了极点，很多人暗中都在盼他倒霉。乾隆帝调高朴到新疆，也可能有叫他避避风头的用意，只怪他自己不谨，出了事，朝廷中谁会替他说话，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永贵赴新疆办高朴，很可能是有人在朝廷揭发了高朴，乾隆帝直接授意永贵查办的。《清史稿·永贵传》记载:永贵诛杀高朴后，乾隆帝下诏表扬永贵持正，并说:“永贵罪不至贬。今命西行，适以发高朴之奸，潜销祸萌，此天启朕衷也!”
看来，永贵一定是带着尚方宝剑了。高朴被捕后，并没有送京质审，甚至没有“严刑夹讯”，取实口供，永贵很快就将他就与阿奇木伯克阿布都舒库尔一起，匆匆就地正法了。对此非常规的做法，乾隆帝一点没有责怪，还在永贵的密奏上朱批到:“实便宜他了!”
以前历任，无论中央派的办事大臣，还是各级地方伯克，以官玉开采牟利的情况，一直都存在。而乾隆帝此时拿这来说事，显然另有玄机。
那么，高朴案触动了乾隆皇帝的哪根神经呢?
首先是新疆地区的稳定。新疆是中国少数民族较多的聚居区，清政府从康熙朝中期就开始致力于祖国西北边疆的经营，一直战事不断，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年)才最终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收复回部，重新统一新疆。清政府在这里推行由满族贵族和本地封建地主相结合的统治措施，在保留了新疆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之外，派去的军政官吏驻扎各城。由于清政府派驻的军政大臣享受的是朝廷的俸禄，生活待遇优厚，各城伯克的薪俸却是取之于民，于是他们拼命欺压剥削本就贫苦的百姓，以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以致乾隆三十年(年)酿成著名的“乌什事件”。此次事件影响很大，清政府费尽心力方才平息。乾隆帝担心高朴在叶尔羌的所作所为会在回民中引爆又一次“乌什事件”。另外，乾隆帝怀疑高朴被地方回民官员收买了。鄂对病故后，高朴就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思满接任阿奇木伯克之职。乾隆帝认为，这样父子相承，难免会出现唐代藩镇割据的恶果。
除了政治原因外，高朴获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动了乾隆帝的奶酪--玉。和田玉一直是皇家内务府的供玉，高朴大肆倒卖，且数量巨大，乾隆帝自然不答应。乾隆四十三年(年)九月，阿桂等查抄高朴在京家宅。乾隆帝仔细看了抄家清单，发现高朴家中存有好多宫中都没有的上等玉器。他在上谕中愤愤不平地说:“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又甚平常，今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丧尽。”
可以说，高朴一案最大获益者是乾隆帝--既惩治了官员，又获得了利益最大化。首先他借机命谕令乌什参赞大臣永贵“永禁开采密尔岱山玉石”，完善查验章程，堵住官玉外流的主渠道。同时又规定，凡河中采获拣选剩余的小块籽玉，不再抛回河中，都送到北京。而各处查获玉石，无论大小也全部解京，不得以块小为借口变价处理，违者从重治罪。此外，凡以官价购买玉石转手牟利的官兵，所得钱款一律入官。乾隆四十四年(年)又令这些官兵按原价十倍完缴，以警后人。
从高朴案发到高朴被处以极刑，前后不过半月有余，速度快得惊人，显然乾隆皇帝有所顾忌。高朴等被从快诛杀，在新疆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盗采倒卖玉石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另一方面，更大量的玉石与钱财名正言顺地流进了乾隆皇帝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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