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一座高峰，其中的圆雕动物因其雕刻精细、存世量少，成为民国早期藏家们热议的品类，它们是汉代人思想“物化”的产物，是解读汉代思想史的重要实物证据。本文将梳理此类玉器的时空信息，并进行全面的古器物学分析，探究材料、造型、使用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同功能的联系，力求还原这类玉器在历史中的象征意义
西汉王朝的大一统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玉器制作领域，由于和西域地区交流的逐步加深，方便了优质玉料的输入，同时治玉工具和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使汉代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一座高峰。新品类、纹饰、造型，特别是“立体化”表现形式被运用到玉器加工中。汉代玉工采用多种设计语言，赋予了此时期的圆雕和平雕玉器前所未有的神韵。在这些精美绝伦的汉代玉器中，一类圆雕神兽尤为引人注意。这类玉器出土数量甚为稀少，工艺复杂且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是当时高等级用玉中的突出代表。
汉代圆雕动物题材的玉器造型可分为微型和大型圆雕动物玉器两类。前者尺寸较小，最大者不足四厘米，风格以写意为主，用简单线条刻画轮廓，且器身均有小的系带穿孔，是玉串饰的组成构件。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鸽形玉饰。材质不局限于玉、绿松石、青金石、水晶、石榴子石、琥珀、煤精、玻璃等似玉材质也经常被选用，常见的题材以真实动物为主，包括陆生兽类、水生动物、禽鸟以及昆虫等四类，鲜有神异动物。
这类微雕动物可能是汉代文献《急就章》中提及的：“系臂琅轩虎魄龙”，具有祛除邪祟的功能。学者对这类器物研究得较为充分，除探讨功能外，还梳理了文化交流的状况。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微雕玉器中的若干题材可能受到了印度、西亚或更遥远的西方文明的影响。
鸽形玉饰，北京市丰台区大葆台2号汉墓出土，西汉长1.2厘米，高1厘米，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藏
大型圆雕动物玉器从体量上来看，最小者五厘米以上，最大一般不超过二十厘米，造型相对独立。这类圆雕动物中除熟知的丧葬用握猪、唅蝉之外，还有一类是雕刻写实的玉器，题材除常见的兽类、禽鸟外，神兽的比重颇高。如咸阳汉元帝渭陵遗址出土的玉仙人乘马。
玉仙人乘马，陕西咸阳周陵乡新庄村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西汉长8.9厘米，高7厘米，咸阳市博物馆藏
关于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学界现有三种假设：一是“玉镇”说，二是“玩赏”说，三是“仗首”说。
“玉镇”说认为此类器物具有实用的压镇功能，可利用自身重力防止轻型物品飞逸。此说的成立需要论证所镇之物同玉镇的匹配程度，即考证玉镇的实用度。汉代所镇之物主要有坐席、六博席、书帛三种。这三种被镇之物的尺寸、材质不相同，故对镇的要求也有所差别。然而不难发现此类大型圆雕动物玉器重心较高，且身体造型曲线多变，若用作镇物，难免会被人的衣物勾连，极易倾覆。这种造型设计似乎同镇的功能不符，且有受损风险，故玉镇说值得推敲。
“玩赏”说指出这类器物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适合陈设和赏玩。此观点牵涉到圆雕动物玉器使用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当时的用玉传统。汉代玉器主要用于礼仪、祭祀、丧葬等领域，即便是有陈设、装饰功能，亦应有源可溯。但目前尚未在相关文献中找到供玩赏用圆雕玉器的记载。
“仗首”说是针对圆雕玉器的单件鸟形器物的个案探讨，认为这类鸟形圆雕玉器是令牌的首部装饰，可命名为“鸠仗首”。但实际器物底部同仗首并无可供固定的设计，同时鸟形器物的腹部花纹雕刻写实，此说亦有待证实。
大型圆雕动物玉器的功能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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